本网讯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代表着中国无产阶级和其他广大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给中华民族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和夺取胜利的道路。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的建立，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中国共产党把云南带进了一个崭新的伟大时代，从此以后，云南的革命斗争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927年2月，按照中共广东区委安排，中共党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王德三以及在广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政训班学习结业的杨正元等10多名学员先后回到昆明，着手扩大充实党的组织工作。3月1日，在中共云南特别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省特别委员会(以下简称“省特委”)。为了发展壮大云南党组织，推动革命群众运动，省特委决定派党团员到各地开展工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全国革命形势发生逆转。1927年5月，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开始“清剿”共产党，大肆搜捕革命人士，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工作陷入困境。7月15日，武汉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等人公开叛变，与南京蒋介石政府同流合污，反共“清党”，国共合作完全破裂。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要求各地党组织把工作重心转向厂矿、农村，组织工农群众，发动武装暴动。12月8—9日，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扩大会议在昆明秘密举行，省特委书记王德三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会议作出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决议，起草了《告全省党员书》，决定在云南走土地革命、武装暴动的道路，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向工矿、农村，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会议选举成立中共第一届云南省临时委员会(以下简称“省临委”)，选举王德三为省临委书记。

受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影响。思普区在省内外求学的杨正元、陈祖武、张清宇、卫秉礼、张南屏等一批进步青年，先后分别在北京、广州、昆明等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自陈祖武于1926年受党组织的派遣到思普区开展革命活动，发展数名党员后，从1927年到1931年4月，杨正元、张南屏等中共党员在宁洱、镇沅、墨江等地开辟革命工作，播撒革命火种，成为在思普区开展早期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和领导人。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较为重视开辟思普区的工作，多次对云南省临委作出指示，要求在思普区开展革命活动。中央对省临委的指示，分析了思普区地处祖国边疆，少数民族众多，社会矛盾相对尖锐复杂等特点，并对在思普区宣传发动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工农运动及组织武装暴动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省临委认真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对思普区的工作做了具体安排，先后派陈祖武、杨正元、张南屏、徐克娴、张清宇、卫秉礼等党员到思普区工作，并于1927年成立了中共普洱区委，负责宁洱、镇沅的工作。

1928年初，中共宁洱县特别支部建立，杨正元任书记。这是思普区第一个县级党组织。后来又建立了中共镇沅支部和墨江支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思普区的革命活动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一、中共中央、云南省临委对开辟思普区工作的指示

中共中央重视开辟思普区的工作，思普区虽然是远离内地的边疆多民族地区，不处于全国革命斗争的最前沿，但中共中央对思普的革命斗争依然给予了关注，多次明确指示省临委要重视开辟思普区的工作。

1928年2月8日，中共中央致云南临委信(滇字第七号)中指出“应多注意迤南的武装农民运动”“依着你们的报告所说，农运的重要区域应在蒙自区和昆明区，次要的应是普洱区、曲靖区……”《云南地下党早期革命活动》，第27页、第30页。

同年5月，中共中央写信指示云南临委：“……对白、黑、兰、维四块盐井(指盐丰白井、盐兴黑井、镇沅兰井及普洱磨黑盐井)也要开始工作。”《云南地下党早期革命活动》，第35~37页。并下发了《工人运动方法大要》《农民运动方法大要》等文件指导工作。

同年10月9日，中共中央在给省临委的复信中要求：“你们对迤南的计划，中央大体同意”;“秋收斗争应不仅在迤南举行，还要普遍其他各县，凡是有党的组织的地方;”“要注意农民武装的组织和训练，尽可能武装穷苦青年农民组织游击队，使成为群众游击战的先锋。”《云南地下党早期革命活动》，第41~42页。

1929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指示省临委：“在工作上的布置上应注意到迤西北之大理、华坪，迤西南之普洱，以补过去工作上之缺点;”“取消特委的组织，建立中心县委的工作，与省委直接发生联系……普洱为中心县委，管理迤西南各县的工作(因为目下工作尚未发展，所以暂以普洱为中心县委。)”同时，中央还提到：“济难会的工作……主要到工农群众中去组织，以团结群众于党的周围，以帮助党的工作的发展。”《云南地下党早期革命活动》，第88~89页。

193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致信云南省委，对少数民族问题指出：“云南省少数民族运动比全国各省都重要，少数民族运动中首先要打破仇视的观念，要争取各民族群众为反帝国主义、反豪绅地主资产阶级而斗争。”《云南地下党早期革命活动》，第96页。

云南省临委对思普区工作的指示

中共云南省临委在1927年12月16日制定的《云南农民运动计划》中，将全省划分为蒙个、昆明、普洱、曲靖、开化、大理、楚雄、昭通8个区域，将宁洱、缅宁、景谷、景东、思茅、镇沅、元江、墨江等县划归“普洱区”。在这个计划中提出：“1.普洱区地旷人稀，土地问题没有蒙(自)个(旧)区和昆明区严重。2.但是普洱区的统治阶级力量薄弱，与蒙个区在地理上连络一气，而又不易为人注意，可以为政治上的贮藏力量。3.普洱区先从宁洱、元江、镇沅入手，以元江、宁洱的农运组织为中心，与蒙个首尾相应。”《云南地下党早期革命活动》，第179~181页。

省临委当时对“普洱镇沅县之磨黑井及蓝井、猴井、阿陋井”已引起注意，1928年5月1日的《云南通讯》中《云南职工生活及工运概况》一文对其作了“听说1927年磨黑井的工人已经略有组织，作要求发欠薪的斗争”的叙述。《云南地下党早期革命活动》，第193页。

1928年5月4日，省临委书记王德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截至今年二月，云南共有同志二百余人……有支部或派人工作的地方，有临安……普洱、镇沅……”，“现在的组织系统”中宁洱、镇沅属普洱区委，“区委委员……普洱杨正元”，“……宁洱杨正元同志负责，镇沅徐克娴同志负责”。《云南党史通讯》1986年第3期。

1928年12月16日省临委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各帝国主义在云南的设施及侵略情形”，“有法国医院，设在昆明、蒙自、思茅。教会在沿铁路一带及思普、开化均有相当势力(现尚无精确调查)。在政治上昆明、蒙自、思茅设有领事”。《云南地下党早期革命活动》，第243页。

在这份报告中，省临委向中央表示：“大理、思普，这两处已派同志去工作，但现在仍无成绩，此刻临委也无法再顾及。只有用函件指导他，陆续由学运去做。”《云南地下党早期革命活动》，第260页。

同时，这份报告在“组织状况”部分提到：“云南全省现有同志五百八十八人……此外有特支十七……计滇越路……普洱、镇沅、墨江等县。”《云南地下党早期革命活动》，第268页。

1929年6月5日，《滇组织工作报告》中说：“普洱因久无关[联]系，四月中旬派人来报告工作。当地虽有同志三十五人，但不唯六次大会精神没有传到，连‘八七’会议精神也还不明瞭[了]。现在已将重要文件拾[拿]给他们，俟他们同志中有了相当的明瞭后，再产生新的组织。”《云南地下党早期革命活动》，第294页、第297页。

同年8月，省临委给中央的《云南组织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党员数量及成分”中，表列的普洱党员有“盐井工人12人，农民13人，学生10人，共计35人(成分不明确，这是大概的)”。在全省所有10个“产业支部”中，包括了“普洱(磨黑)盐井一个支部”《云南地下党早期革命活动》，第301页、302页。

《报告》向中央说明：“思普与省委联系早已断绝，四月中旬始接上头，但省委只是给他们原则上的指示，并将各种文件寄给，使他们经过相当的改造后再决定组织。但普洱距省太远(十八站)，往来非常不便，邮寄亦时常不通。将来总要成立一个特委指导工作，才能促进工作。不过，此时人能(力)财力都不敷分配，还做不到，只能尽可能地指示他们”。“至于思普、迤西各地，省委只能附带在可能范围内给他们指导。”《云南地下党早期革命活动》，第318页、第322页。《报告》简要分析了思普情况：“普洱是土司最多的地方，还保存着纯粹的封建制度。生产茶叶及食盐，与安南(越南)接界，经过思茅关与法国直接通商，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是个独立区域，与全省关系不密切。”《云南地下党早期革命活动》，第318页。

二、早期中共思普党组织的建立及活动

中共云南地下党早期活动时期，思普区先后建立过中共普洱区委、中共宁洱特别支部、中共镇沅支部、中共墨江特别支部、中共墨江支部和中共宁洱县委。

1927年12月，省特委扩大会议后，大批党员开始向滇南及各地农村转移，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其中，杨正元负责普洱工作，张清宇率7名党团员到镇沅工作。

1930年1月，省临委扩大会议正式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中共云南省委。1930年11月，中共云南省委主要领导人王德三、张经辰等被叛徒出卖先后被捕，于12月31日在昆明地坛寺英勇就义。省委遭敌人破坏，各地的党组织和党员失去了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在思普区，宁洱县委和墨江特支的共产党员不畏白色恐怖，继续坚持发动群众，积极贯彻党中央关于争取群众、准备暴动的总任务，以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

中共宁洱特别支部和中共宁洱县委的建立

1927年9月，杨正元被省特委任命为普洱区委书记，到思普区的宁洱等地开展党的工作。杨正元根据当地反动统治在农村相对薄弱的实际，以宁洱的乡村为工作切入点进行革命活动。他经常与农民们相约上山打柴狩猎，一起扛木头、打土坯，盖房子，和农民唠家常，了解农民疾苦，把外界发生的事情告诉人民群众，并向他们讲解朴素的革命道理。他教育大家说：“穷苦人不要怕穷，只要勇于抗争，慢慢地会好起来的。田地是农民的，总有一天会归还农民。对富人不能忍，对穷人要爱护，不能欺负穷人，对妇女要保护。”通过与穷苦大众的密切交往，沟通思想，逐步提高大家的认识。杨正元在宁洱工作时曾给省特委去信，汇报请示工作，但未得到答复。由于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还没有传到云南，杨正元这段时间的工作具有探索性质。

1927年12月，杨正元赴昆出席中共云南省特别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会议上当选为省临委委员。根据省临委的分工，杨正元负责思普区的工作。会后，杨正元又回到思普区，往来于宁洱、景谷、墨江、六顺(今属思茅区)、镇沅等地，宣传革命道理，发展党员，着手创建党组织的工作。

杨正元与墨江地下党员熊文和、陈家麟和宁洱地下党员邹荣光、仲丕烈、袁发耕等秘密联系，通报党内外情况和省内外的斗争形势，研究确定了发展思普区地下党的工作计划：①以宁洱、墨江为重点开展活动;②在普洱四师以青年努力社的成员为骨干，发展党团组织，吸收进步学生入党入团;③通过秘密串联，组织发展穷人互济会，提出“你有困难我帮你，我有困难你帮我”的口号，在城镇和农村中普遍发展会员，扩大党的群众基础;④城镇以小学教师、小生产者(工人和学徒)、贫民为工作对象，农村做好雇农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工作，建立党的基层组织;⑤按照中央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积极准备进行武装起义。

1928年初，经省临委批准，中共宁洱县特别支部(以下简称“宁洱特支”)成立，杨正元任书记，上级党组织派1927年在昆明成德中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宁洱人张南屏任副书记，到宁洱协助杨正元，以加强宁洱特支的力量。在分工上，杨正元主持特支工作，重点负责农村党组织发展工作，张南屏协助杨正元，重点负责城区党建工作。宁洱特支成立后，又组建了宁洱共产主义青年团。

宁洱特支以宁洱、墨江为重点开展活动。在普洱四师青年努力社中发展党团组织，同时在城市和农村普遍发展穷人互济会会员，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组织通过青年努力社、穷人互济会和各地同乡会传播进步刊物，秘密组织会员们阅读、讨论革命书刊，党团员在其中进行启发和辅导工作，给他们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拯救中国的各项革命主张，培养进步学生。李德春、李正光等学生还经常通过外面的一些渠道，借入《共产主义问答》、《新青年》等书报，在学生中秘密传阅。在党团员的影响和动员下，普洱四师的许多学生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参加社会活动，形成了一股进步力量。

在农村，杨正元以画神像为掩护，到思茅大芦山、宁洱德化和景谷等地的村寨进行宣传。普洱四师学生中的党团员在假期也回乡开展宣传活动。在城镇，党组织利用开办夜校的机会，招收染布工人、商店店员和无业青年参加学习，在教识字的同时宣传革命道理。宣传的内容主要有介绍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丑恶行径、揭示现实中国社会的黑暗根源等。党组织还在宁洱德化、勐先、大山等地的少数民族村寨和宁洱城附近农村建立发展穷人互济会，会员近千人。穷人互济会会员3人为一组，每月到郊外活动一次，谈论时事，交纳适量会费救济贫困会员。除进行大量的地下组织活动外，杨正元还组织学生演出讽刺官府、宣传革命道理的节目。党组织对群众中的进步分子，经过个别培养教育，把愿为实现共产主义和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人员发展到党、团组织中。至1929年6月，思普区党员发展到35名，团员数十名。革命活动以宁洱为中心，很快向周边的区县延伸、发展。

1929年12月，根据中央10月17日给云南省临委的指示信中关于“普洱为中心县委，管理迤西南各县的工作(因为目下工作尚未发展，所以暂以普洱为中心县委)”的精神，成立了中共宁洱县委，杨正元任县委书记，普洱区委和宁洱特支同时撤销。宁洱县委为中共云南党组织下属的9个县委之一，负责领导宁洱及周围地区的革命工作。

1930年12月，中共云南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全省革命活动陷入低潮，思普区的革命斗争完全转为秘密活动，但斗争并未停止。一些思普籍的中共党员在外地失去组织联系后陆续回到家乡，开展了一系列更为隐蔽的革命斗争。

中共墨江特别支部和中共墨江支部的组建

1921年至1926年，在普洱四师读书的墨江县籍学生熊文和、陈家麟、王继周、卫秉礼等人，受五四运动及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影响，逐步接受了一些新文化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熊文和等人组织了读书会，在读书会成员中传阅《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新青年》《向导》等革命书刊，研究新思想，吸收新知识，探讨社会革命。组织编演反对封建礼教、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终身大事》《孔雀东南飞》等剧目，引起很大反响。

1926年，熊文和、陈家麟、王继周、杨文灿等进步学生回墨江后，分散在当地的一些小学校任教，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谈论国共两党合作、北伐战争的形势，探寻在墨江如何宣传发动工农群众，开展反封建、反剥削运动的途径。他们在学校里编印《墨江》小报，宣传国内政治形势，向高年级学生灌输五四精神，在教师中组织阅读进步书刊，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在社会上积极宣传爱国、民主、科学道理，宣传破除女童缠足等封建习俗和反对迷信活动，倡导办新学，提倡女子入学等。

1928年2月，卫秉礼受上级党组织指派，从蒙自到墨江开展工作。卫秉礼是墨江龙坝乡人，1924年在昆明参加云南青年努力会，1926年在北京求学期间，经张经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墨江后，卫秉礼利用同学关系在小学教师中开展工作。他与进步知识分子熊文和、陈家麟等，在墨江组织了进步社会团体学术研究会，以研究新知识、促进新思想为宗旨，团结了杨显廷、柴正文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会中组织秘密阅读《新青年》《哲学大纲》等进步书刊。熊文和、卫秉礼集资在县城开设了文劲书店，通过书店暗中销售、借阅《社会进化史》《共产党宣言》《哲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工农读本》等革命书籍，以提高学术研究会会员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把书店办成了一个秘密宣传革命思想和进步文化的据点。熊文和等还组织进步人士利用公开合法的场所开展宣传活动，编演剧目和歌曲在高年级学生中演唱，在街头演出揭露社会黑暗，讽刺统治当局腐败无能的《吹牛拍马》《一群秋狗》《社会现象》等活报剧。还经常组织“星期演讲会”，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罪恶，宣传革命道理，得到了劳苦大众的广泛响应。在开展革命活动中，卫秉礼先后介绍熊文和、陈家麟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墨江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1928年底，中共墨江特别支部成立，隶属省临委领导，成为全省17个特别支部之一。墨江特别支部成立后又发展了秦树声、孙德齐等一批党员，于1929年初改称为中共墨江支部，熊文和任支部书记。支部分工为：熊文和负责全面工作，陈家麟负责知识界及城市贫民工作，孙德齐负责军事工作，王继周负责农运工作，秦树声负责联络工作，卫秉礼参与指导支部工作并具体负责工运。

中共墨江党组织成立后，继续以学术研究会吸引进步分子向党靠拢，先后入会的有六七十人，多数是小学教师。在党支部领导下，学术研究会组织会员与反动势力展开斗争，揭露国民党县政府劝学所所长收受贿赂、擅自撤换农村小学教师的劣迹，迫使其引咎辞职。推举进步教师出任县城高小校长。在农村，党支部发动农民组织农协会和穷人相帮会，把农民运动工作广泛开展起来。

中共镇沅支部

按照中共云南省特委扩大会议的决定，省临委有计划地将党、团员转移到农村、厂矿开展工作。1928年2月，省临委通知中共党员张清宇、徐克娴、张增智、杨静珊、张秋雁以及共青团员罗月辉、罗家骏、张守忠等从昆明转移，到镇沅开展革命活动。

张清宇是镇沅县按板镇盐店坡人，1925年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幼稚园工作期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秋，她被云南省共青团组织派往广州大沙头政训班学习，在广州经王德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张清宇随王德三回云南工作，担任省临委妇运、学运委员。按照省临委的安排，张清宇负责这次转移。为了安全，张清宇化装成老太婆，杨静珊化装成城镇妇人，徐克娴化装成农村妇女，张秋雁化装成农民，张增智化装成男孩，互相以亲戚称呼，一起离开昆明。他们由昆阳经玉溪到峨山后，又分为两组前往镇沅。当时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员大肆进行搜捕，许多城镇都张贴着对张增智、徐克娴等共产党员的“通缉令”，而且允许各地在抓捕后，不需报批，就可以就地枪杀。在交通要道上，敌人对客店和行人的盘查十分严密。为躲避通缉、追捕，张清宇等人只能穿行于荒山野岭，食宿于农家小店。经过20多天的艰难跋涉，两组人员先后抵达镇沅。

张清宇等转移到镇沅后，按照省临委指示，成立镇沅支部，由张清宇担任支部书记，支部成员有张清宇、徐克娴、张增智、杨静珊、张秋雁等5人，支部隶属省临委领导。共青团员罗月辉、罗家骏、张守忠也参加支部领导的革命活动。支部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完成省临委安排的任务，决定以兴办教育作掩护，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向当地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反对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在镇沅进行革命活动，并据此制定了行动计划。

镇沅支部根据镇沅的实际情况，从进行教育活动入手开展工作。由于镇沅地处偏僻，文化教育比较落后，改变家乡的教育状况，提高人民文化知识水平是当地各阶层有识之士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镇沅支部成员和共青团员们大都是师范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是本行，他们以筹建教育事业为公开职业活动，既可服务于当地社会的需求，满足人民群众的愿望，又有利于今后在当地立足，长期隐蔽，开展工作。张清宇、罗月辉利用在本地的人缘关系，争取了一些上层人士的认可和支持，把支部成员和几个团员分别安排到县立女子高等小学、恩乐大寺庙小学等学校任教。由于镇沅还没有中学，他们又建议办一所私立中学，先招一个班，这个意见得到了罗荩臣等当地人士的赞同。于是，由罗荩臣出面借了一间房屋作为校舍，招收了10多个学生，开办了一个初中班，张增智、杨静珊承担教学和训导任务。课堂教学中，张增智等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向学生宣传爱国主义和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课余时间向学生宣讲革命故事和革命道理，启发学生的革命觉悟。同时，他们还向社会广泛宣传新文化和新习俗，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包办婚姻和一夫多妻制，主张妇女留短发、放足和婚姻自主，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道理。鼓励青年求学上进，说服家长资助子女赴昆明求学深造。在他们的努力下，镇沅县城的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社会风气有了改观，赴昆明求学的青年逐年增加。许多青年学生在镇沅支部撤离，初中班停办后，继续到昆明求学，有的上了大学，有的走上了革命道路。

镇沅支部还利用办教育和出席当地传统节庆活动的机会，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开展社会调查研究。张增智、杨静珊还沟通了与当地最大的权势人物黄斐章的关系，并充分利用黄斐章家作掩护，与镇沅上层人士进行交流、沟通关系。支部成员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中，对镇沅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社会各阶层情况进行认真的调查和研究，并把分析的结果写成详细材料上报省临委。

镇沅支部以郊游为掩护，定期集会，召开支部会议。会议上大家先各自通报情况，互相交流思想，再讨论研究下一步的工作计划。1928年4月，支部从省临委来信中得知赵琴仙、陈祖武、罗彩在昆明英勇就义的噩耗，决定在野外召开一次会议悼念烈士。大家约定时间到远离城镇的地点集合，为烈士默哀。悲痛欲绝之际，他们庄严宣誓：要化悲痛为力量，踏着先烈的血迹奋勇前进。

1928年秋，张秋雁在镇沅南康乡下患重病。接到当地农民报来的消息后，镇沅支部成员和罗家骏等人立即步行数十里前去探视，并给张秋雁带去了药。他们在途中被暴雨淋湿，先后患上重病。经医治，张清宇等恢复了健康，而罗家骏等人则转成了重伤寒，病情垂危。张清宇又从宁洱请来名医为大家医治，将徐克娴、杨静珊、张增智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但他们的身体受到了较大伤害，数月卧床不起。罗家骏则医治无效病逝。此后，由于杨静珊、张增智患病卧床，失去了谋生能力，主要靠张清宇等人和当地群众的支持帮助维持生计，加之向省临委的汇报数月得不到回音，支部决定一面安排生病同志休养，一面等省临委的指示再作部署。1929年春，在仍与省临委联系不上的情况下，支部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决定让杨静珊、徐克娴、张增智等人各自回家治病，并找组织进行联系，张清宇留在镇沅坚持工作，镇沅支部即不复存在。

中共镇沅支部尽管活动时间短暂，但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以兴办教育作掩护，宣传革命思想，播下了革命种子，为镇沅人民的觉醒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镇沅的教育事业发展，为当地培养人才作出了贡献。

从1927年到1931年4月，以杨正元、熊文和、张清宇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的环境下，以宁洱为中心，面向思茅、镇沅、墨江等地，发展党团员，建立党组织，组织农民互济会，进行各种革命活动，在思普区党的史册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未完待续)

(中共普洱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