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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马古道”的形成和普洱茶的对外营销中，哈尼族显然是中坚力量。他们从墨江各地的村村寨寨吆骡唤马、别妻离子、怀揣梦想、远赴天涯，义无反顾地走向山外的世界。

一

普洱茶能够走出普洱、走向中原、走向世界、芳香天下，成为世界名茶，与“茶马古道”的形成和传播是分不开的。而普洱茶和“茶马古道”的形成和存在，与生活在普洱直至滇南的各民族有着深远的渊源。没有人的参与，任何事物都没有灵性。哈尼族就是积极赶着骡马融入和参与开拓“茶马古道”的民族之一 。

一个民族要生存和发展， 所需要的物资显然很多，而所需要的众多物资不可能全部由本民族来生产，与其他民族进行物资和文化上的交流就成为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必然。

“诺玛的美名传到东方/传进腊伯高高的大城/腊伯的乌木派大队马帮/跋山涉水来到诺玛河边/他们用五彩丝线交换哈尼的红米/又用亮亮的金银来换哈尼的白棉……”这是长篇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里哈尼先民在诺玛阿美建寨后与腊伯民族进行商贸往来的生动记述。在同一史诗里，还提到哈尼族先民与今天白族、傣族先民商贸往来、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情景。

《史记·西南夷列传》里记载：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一带)， 他在大夏惊讶地见到有人用产自四川的蜀布和邛竹杖。使用者告诉他，这些物品是他们通过身毒国(今印度) 抵蜀地交换来的。后来中央王朝派出使者期望从西南地区打通往西亚的通道，虽然没有成功，但古道存在确是事实，这就是被学术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的古道。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滇中腹地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考古出土了众多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同时出土最多的是数量丰富的海贝。学者们研究指出：云南远离海域，此海贝却来自遥远的大海，这无疑就是当时的人们与环太平洋生活的诸国进行商贸交往而千里迢迢驮运而来的。这说明，自古以来，云南就有连接域外直抵海域的商路。海贝作为一种轻巧、美丽的海生产物，历来深受哈尼族喜爱。史籍记载，云南曾把海贝作为商贸交流中的货币广泛流通，这也正是先民们不顾路途遥远，把它运入云南的真正原因。《 新唐书·南诏传》里有“以缯帛及贝交易。贝之大若指，十六枚为觅”的记载。北宋政和《政类本草》就说得更明确：“贝子，云南极多，用为钱货交易。”

云南周边的今印度、缅甸、泰国、老挝、越南、孟加拉等南亚和东南亚诸国，都曾经用海贝作为货币流通。

在云南生活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哈尼族，以海贝为币的时间是相当漫长的。《云南用贝考》中说:“直至清末，汉人虽已用钱币，夷民乃保有海巴的习惯。”从《续文献考.钱币考》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生活在滇南的哈尼族还用海贝向朝廷缴纳税赋，而朝廷竟然准予入库。

在哈尼族地区，当海贝这种小巧美丽的物品不再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货币单位时——又华丽转身为宗教祭祀中的信物，充当起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并一直使用至今。

二

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哈尼族也进行了大量的商贸交流，除人力背挑运送外，马帮、牛帮就是最主要的运输工具。

在《岭外代答》一书中有“……产马之国曰;大理……罗孔……每冬以马叩边”，“罗孔” 即“落恐”，是红河流域外有名的哈尼族土司之一。 由此断定，哈尼族地区。历史上是产马的，这为他们走上茶马古道参与普洱茶等物资的运输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据《墨江县志》记载，“1949 年以前，全县拥有驮牛5000头，驮马(含骡、驴) 1500多匹，年货运量约0.4吨，周转量60万吨/千米，人年均货运量25千克。县城玖联镇商务繁忙，每天有近500头(匹)驮牛、驮马来往，将本地的茶叶、木耳、笋片、皮革等土特产品运销外地，又将外地的棉花、布匹、盐巴、铁具、日用百货等运回本地销售。”过境墨江辖区的马帮也很多，穿梭来往于墨江、昆明、玉溪、通海、峨山、新平、石屏、建水、红河、个旧、大理、下关、保山、祥云、弥渡等地的马帮，一年四季络绎不绝。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远道而来的一些商贩外，辛苦奔走在“茶马古道”上的“马哥”“挑夫”更多的是本地为生计而奔波的各少数民族，而这些少数民族中无疑哈尼族占了很大的比例。时至今日，在哈尼族的许多村寨都留下了有关“下坝子”“走夷方”的感人故事。

勇敢的哈尼族不仅“下坝子”“走夷方”，还告别父母妻儿远赴异国他乡，饱受生活辛酸。现在哈尼族遍及欧洲、美洲、亚洲等地，都是通过“茶马古道”“下坝子”“走夷方”走出去的。

(来源：《文化普洱·墨江》)